粮食作为百价之基，其波动直接影响食品价格进而传导至整个物价。回顾近期的几轮国内物价上涨周期，都有粮食价格上涨的身影。2011年上半年国内通胀压力仍然较大，国内外粮价快速上涨更是加大了通胀压力。目前的最低收购价实际上仅仅略超出平均种粮成本，对拉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影响甚微。考虑到国内短期内实现全面机械化种植可能性几乎没有，种粮还必须提高广大农民种植积极性。在种粮人力成本不断提高、国际能源与农资产品价格上涨推高国内物质与服务成本的背景下，未来亟须在现有的基础上再调高最低粮食收购价。也可考虑在现有的基础上加强对市场价格的监控，实施随行就市的最低价格保护机制，增加农民种粮成本积极性，确保我国粮食安全不受影响。

　　次贷危机后国际粮价再度快速上涨

　　在国际粮价仍处于高位，国内粮食收购价连年上涨之际，粮价已经成为推动国内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之一。另外，粮价作为通胀主要推手食品类中最为基础的品种，对于其他品种会产生价格上涨的带动作用，因而有必要深入探讨国内外粮价波动对物价的影响。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的粮食（Cereal）概念指谷物，包括麦类、粗粮（主要是玉米）和大米三大类，而我国的粮食统计范畴除了谷物外，还包含豆类和薯类。大豆与薯类基本属于经济作物的范畴，因此我国主要的粮食作物还是小麦、玉米和大米。

　　近年来，在全球性的库存占比下降、主要产粮国自然灾害频发、部分出口国出口限制、生物能源提炼增加等多重因素的综合推动下，国际粮食价格在2008年次贷危机回调之后，再度快速上涨。从联合国粮农组织公布的实际食品与粮食价格指数（已剔除通胀影响）来看，2010年以后国际粮价重现快速上涨的态势。2011年3月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价格指数平均为252点，比2月份略微回调2.6%，但仍比2010年3月份高出60%。

　　从IMF监测的国际主要粮食大宗商品交易价格来看，2010年以来的主要粮食价格也出现加快上涨的态势。

　　首先，全球粮食库存比例连续数年下滑，支撑国际粮价上涨。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公布的统计数据，衡量安全保障的世界粮食库存/消费比已经从2000年1月的31.4%下降至2010年11月的21%，而衡量出口能力的主要粮食出口国的库存/减量比也从2000年1月的21.9%下降至2010年11月的15.3%。

　　从具体品种来看，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公布的统计数据计算，世界小麦的库存/消费比已经从2000年1月的41.23%下降至2010年11月的27.93%，而主要粮食出口国的库存/减量比也从2000年1月的22.96%下降至2010年11月的18.86%；世界粗粮（主要是玉米）的库存/消费比已经从2000年1月的22.41%下降至2010年11月的13.51%，而主要粮食出口国的库存/减量比也从2000年1月的17.18%下降至2010年11月的7.98%；世界大米的库存/消费比已经从2000年1月的37.14%下降至2010年11月的30.13%，而主要粮食出口国的库存/减量比也从2000年1月的25.66%下降至2010年11月的19.12%。

　　其次，主要粮食出口国遭受灾害冲击，并引发持续的出口限制。自2010年年中开始，全球主要粮食出口区域出现了一系列的自然灾害天气。如2010年中全球小麦的主要出口国家与地区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地遭遇百年难遇的高温干旱天气，减产达三成左右；2010年8月加拿大降雨过量导致其西部小麦种植面积下滑至40年来的低点，减产量可能达到17%；澳大利亚则发生严重干旱和蝗虫灾害，影响东南部4个州、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近期印度粮食库存管理不善，可能会有近1000万吨小麦和大米腐烂。由于遭受自然灾害影响，全球粮食的出口状况恶化，许多主要粮食出口国开始实施管制措施。如俄罗斯、乌克兰率先实施小麦出口限制。俄罗斯的小麦出口限制已从2010年年底延续到2011年年中，未来还可能继续延长，再加上印度可能会实施粮食出口管制，未来国际粮食供给将面临出口能力下降的冲击。

　　再次，生物能源占比的不断提高压低了国际粮食供应。由于原油价格的不断上涨，用于炼制生物能源的粗粮数量持续上升，而按照OECD-FAO联合数据库提供的数据，炼制生物能源的粗粮在全部消费量中的比重在2010年之后可能重新上升。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全球对于生物能源的需求也在不断提高，从2005年到2010年，全球生物乙醇的生产量从4032.54万吨上升至10069.75万吨，消费量从4193.75万吨上升至10092.09万吨，同期价格也从34.94美元/百升上升至51.44美元/百升；从2005到2010年，全球生物柴油的生产量从488.13万吨上升至2314.3万吨，消费量从490.86万吨上升至2283.88万吨，同期价格也从86.69美元/百升上升至118.54美元/百升。

　　依靠粮食高保障自给率建立“防火墙”

　　首先，粮食高保障率、高自给率杜绝外部价格上涨带来的价格冲击。我国长期采取“粮食作物优先、经济作物让步”的发展战略，确保了我国小麦、玉米、稻谷消费的高保障率与高自给率。这也是为何2010年以来国际粮价快速上升并未对我国物价形成大幅冲击的根本原因。一是高保障率方面，按照OECD农业数据库提供的数据计算：中国粗粮（主要是玉米）的库存/消费比从2005年的26%上升至2010年的32.21%，而同期全球水平从22.14%下降至13.51%；中国小麦的库存/消费比从2005年的53.58%上升至2010年的87.42%，而同期全球水平从41.23%下降至27.93%；中国大米的库存/消费比从2005年的28.74%上升至2010年的35.23%，而同期全球水平从37.14%下降至30.13%。二是高自给率方面，按照OECD农业数据库提供的数据计算：中国粗粮（主要是玉米）的进口/消费比从2005年的1.57%下降至2010年的0.97%，中国小麦的进口/消费比从2005年的1%下降至2010年的0.3%，中国大米的进口/消费比从2005年的0.51%下降至2010年的0.29%。

　　其次，我国采取保护性的最低收购价措施稳定粮食市场。保护性的最低收购价有利于防止粮价短期波动造成农民经济损失和种粮积极性。2007年以来我国粮食收购价开始稳步上升，截至2011年我国粮食最低收购价4年累计涨幅分别为：早籼稻45.71%、中晚籼稻48.61%、粳稻70.67%、白小麦31.94%、红小麦34.78%、混合麦34.78%，这一价格涨幅与市场平均收购价的涨幅基本一致。合理的最低收购价稳步上升确保了农民种粮积极性和我国粮食供给的平稳增长。

　　“防火墙”背后的隐患不容忽视

　　虽然国内粮食市场依靠不断提高收购保护价、高自给保障率建立了粮价内外隔离的“防火墙”，避免了外部粮价快速上涨对国内整体价格水平的冲击。但是，仍然需要看到，国内粮食收购价整体偏低、农民种粮成本不断提高、原油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推高农资成本等因素也在间接的抬升国内粮价和物价。

　　首先，国内粮食收购价仍整体偏低。一方面，政府提供的最低收购保护价是低于市场平均成交价的，如2011年2月，红小麦市场平均收购价已达1.01元/斤，而同期最低收购价仅为0.93元/斤。粳稻市场平均收购价达到1.37元/斤，而同期最低收购价仅为1.28元/斤。另一方面市场平均收购价还低于期货市场预期价格较多，如2011年2月，郑交所强麦期货1107已达2615元/吨，而同期的市场平均收购价折算（按红小麦和白小麦收购价平均）仅2034元/吨，两者之间的价差幅度达28.58%。

　　粮食收购价整体偏低带来的直接问题就是中下游流通环节挤占上游生产环节的利润空间，使粮食生产者在整个利润链中的收益占比下降。一方面影响种粮农民积极性，对中国粮食安全构成威胁。归根结底，粮食安全是靠“种出来”的，绝不是靠“流通出来”的，流通领域理应大幅让利于生产领域；另一方面如果中下游粮价上涨空间较大，可能会引发市场囤积居奇，导致终端消费价格快速上涨，从而在上游生产波动不大的情况下引发下游消费物价上涨压力。

　　其次，农民种地成本也在不断的提高。按照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出版的《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10》计算，从2004年到2009年，三种粮食平均种植的单价成本已经从0.49元/斤上升到2009年的0.71元/斤，而2009年政府最低收购保护平均价仅0.88元/斤，再扣除卖粮运输与其他杂费，农民种粮实际的利润空间确实较小。三种粮食平均种植成本中，物质与服务成本稳定在50%左右，人工成本占30%左右，土地成本占20%左右。近年来人工成本、物质与服务成本均呈现不断上涨的态势，这对于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稳定国内粮食价格不利。

　　再次，原油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可以影响到种粮成本中的物质与服务成本部分。物质与服务成本在种粮总成本中的比重为50%左右，而其中化肥费的占比则达到40%左右、机械租赁作业费为35%左右，这两项可能受原油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影响的项目合计对整个种粮成本影响达30%以上。也即国际化肥、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10%，保守估计国内种粮成本大致会提高2-3%左右。

　　最后，粮食平均收购价上涨对CPI影响较大。粮价本身在CPI中就占据3%以上的权重，且粮价作为“百价之基”，对中下游其他商品价格上涨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即便是按照以往种粮成本平均每年上升10-15%左右的速度计算，国家粮食最低收购价略高于种粮成本增速，上涨12-17%，那么对CPI的影响应该在0.36-0.51%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