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完善排水体系提升上海防洪能力

　　“海葵”刚走，“布拉万”将到。

　　进入8月，上海超强台风接踵而至。全城戒备之际，一篇报告引起人们的不安。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最新发表在美国《自然灾害》杂志上的一项研究称，全球9个位于河流三角洲的城市中，上海是遇到严重洪灾时防御能力最弱的城市。

　　上海市防汛指挥部办公室常务副主任胡欣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项研究可能更多地考虑上海的地理位置等因素，而忽略了上海多年来对防汛防洪设施的建设以及不断完善防汛防洪体系，对上海的防洪措施并不太了解，因此结论失之偏颇。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了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水工结构研究室主任李南生，他表示，该研究结论过于“耸人听闻”，但也不无道理。

　　属于洪灾多发区

　　李南生告诉本报记者，发生洪灾的可能性和防洪能力强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所谓洪灾的风险，就是指发生洪灾的可能性。发生洪灾的可能性大小主要和城市的地理、地质、气候等因素有关。洪灾主要就是强降雨、江河溃堤、海上风暴潮（其极端情况就是海啸）等带来的洪涝灾害。从地理水文条件来看，上海确实是一个洪灾多发的地区。

　　上海地处中国最大的河流长江入海口，且濒临东海，是河口海岸冲积平原的地理地貌环境下建设起来的大型城市。

　　上海可能引发洪灾的因素主要有台风、海啸、短时间内的强降雨、长江中上游的洪水以及黄浦江可能带来的洪涝等。

　　除了上海，美国的这篇论文中还提到孟加拉国首都达卡、摩洛哥西北部港口城市卡萨布兰卡、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印度加尔各答、荷兰鹿特丹等九个城市。

　　这些城市都是地处河流三角洲的城市。李南生认为，“从地理地貌角度来说，各个国家都有很多城市是相似的，其遭遇洪灾的风险是类似的。”

　　上海防洪设施尚可

　　而城市的防洪能力主要体现在排洪、泄洪的能力，涉及到方方面面。

　　论文的作者之一尼格尔·莱特（NigelWright）教授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研究结果主要考量了19个指标。既有地理因素，也包括了经济、社会等因素，比如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政府在保护市民财产方面投入了多少、一座城市沿海岸线居住的人口百分比、城市过去遭遇灾害时的应对能力等。

　　李南生对本报记者说，一个城市的防洪能力最直接的体现就是防洪设施的建设水平。

　　城市的防洪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蓄洪，在城市或地区建设一些蓄洪池；二是排洪，把水通过管线或隧洞排放到河流或海里。

　　蓄洪是目前不少防洪专家认同的，省钱、见效快，但效果却是短期性的。“蓄洪最终还是要排出去，国际大都市基本采用共同沟排洪的形式。”李南生介绍说，就是把排污、排洪等管线集中在一起，在国外很多大都市的主干线下面，几乎都有共同沟的建设，其排水管线大得“可以划船”，如果设计合理，出现强降雨也能够及时排放。但是目前我国还没有任何一个城市拥有系统的、遍布整个城市的共同沟。

　　李南生表示，近几年，中国很多内陆城市发生内涝灾害，但上海却很少发生，由此可见其排水体系还是不错的。

　　李南生认为，这是近十年来上海市污水处理厂建设“无心插柳”的结果。2000年前后，为了改善苏州河水质，上海开始大规模建设污水处理厂。城市排水体系的建设对排洪排涝也起到了间接作用。

　　而且，和内陆城市相比，上海周边江河、海洋丰富，“只要排水管网顺畅，对于泄洪有很大帮助。”李南生说，“不过，一旦发生海啸等极端情况，上海所面临的损失说是‘世界最大’也是有可能的。”

　　这和上海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上海地处平原，为灾难中的人口转移带来困难。

　　李南生表示，平原地区不同于山区和丘陵，一旦发生特大洪涝，将是漫延式被洪水包围，公路和铁路被摧毁，可以说是无路可退。只有通过海运这唯一的转移方式，而且上海人口的密度和总数都相当大，转移的难度可想而知。

　　但李南生也称，这样的灾难属于“相当极端”，类似于长江出现大规模溃堤才会发生的现象，一般的强降雨尚不至于达到上述情况。

　　城市建设与防洪能力的矛盾

　　莱特教授在文中指出，城市经济越发达并不意味着抗击洪灾的能力越强。李南生教授也表示，城市的迅猛扩张，实际对防洪很不利。

　　一方面，随着城市建设，大量地面被固化，降水下渗通道被阻碍。另一方面，建设一个新的建筑需要有相应的排水系统。但对于城区的开发商来说，这并非是其所关心的。

　　“大多数开发商只考虑生活用水，降水或者外来的径流排放基本上不管。他们认为这是公共事业，理应由政府负责。”李南生说。

　　但是，现在我们有太多的城市只重视视觉的繁荣，却忽视了隐形的建设。

　　这是一种城市建设的理念，李南生表示，地下的排水系统是一个城市的隐形投资，虽然看不见，但是具有隐形的、长期的效应。从城市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在城市规划的时候，就应该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排水能力也要相应跟上。

　　“这是很费钱的工程，且没有明显的经济效益，但在我们国家，如果政府不投入，几乎没有第二方的投资。”李南生告诉本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