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愈来愈不确定的大金融时代，即便是由偶然事件触发的系统性风险，其成本亦可能是天量的。因此，我国亟须从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高度将经济增长、货币政策、汇率制度改革、国际资本流动管制和金融业的开放创新作为整体通盘考虑，进一步加大风险预警与管控能力。

　　美国总统奥巴马8月20日凌晨罕见召集十大金融监管巨头，商讨防止新一轮金融危机的措施，敦促监管机构加快实施《多德—弗兰克法案》。而就在同一天，在地球另一端的中国，也公布了一项新的金融监管措施——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中美两国同日开启金融联合式监管实践，着实耐人寻味。

　　进入第二任期的奥巴马，愈发重视美国金融系统的风险。他在多次演讲中均强调，“必须非常小心谨慎，避免金融危机重演。”谁也不能保证美国和世界不会发生新一轮金融危机。五年前的那场金融危机惊心动魄的画面依然历历在目：2008年9月18日上午11时，美联储发现，货币市场中高达5500亿美元的资金在不到两小时内就被国际投资人“电子挤兑”，美联储紧急注入1050亿美元，依然无力阻止资金狂逃。如果不采取断然措施，到下午两点，货币市场中的3.5万亿美元有被全部挤兑的危险，那意味着24小时之内，世界金融系统将彻底瘫痪。最后，财政部长保尔森毅然动用了汇率稳定基金给货币市场基金做了担保，才算阻止了货币市场基金的全面崩盘。但美国金融体系还是被炸了一个大口子，美国经济步入了长达数年的寒冬期。

　　奥巴马上台之后，面对小布什政府留下的一团乱麻，一方面采取措施以阻止美国金融业的恶化趋势，另一方面适时公布了以监管改革为核心的金融体系改革方案，试图从机构、市场、消费者保护和国际合作等多个层面，全面强化美国的金融监管，特别是通过将美联储打造成“系统风险监管者”、设立全新的消费者金融保护机构监管金融消费产品以及监管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等革命性举措，力图对美国现有金融制度进行换血式改革。

　　众所周知，过去，正是由于美联储前任主席格林斯潘的纵容，花旗、高盛、大小摩以及大大小小的对冲基金才敢于利用他们对金融信息的垄断，运用他们所掌握的复杂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市场兴风作浪。如今，奥巴马要求监管机构加快实施《多德-弗兰克法案》，旨在对规模高达600万亿美元的互换市场实施监管。要求银行和其他交易机构必须开始审视自己的交易以决定自己是否会被视为“互换交易商”，根据《多德-弗兰克法案》规定，“互换交易商”将面临严格的资本金和抵押标准要求，这一法案把这个热衷于“私下交易”的行业带入更透明的新时代。尽管要做到真正的监管到位，说易行难。美国启动大金融时代的联合监管，既有防范金融危机的战略考虑，也是为了修复因受危机冲击而大大受损的金融竞争力，进而恢复人们对美国经济前景的信心，确保美国相对于中国等主要竞争对手的金融优势。

　　对中国而言，金融创新固然是促进金融发展的重要推手，但在愈来愈不确定的大金融时代里，即便是由于偶然事件触发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其带来的风险成本亦有可能是天量的。中国亟需从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高度将经济增长、货币政策、汇率制度改革、国际资本流动管制和金融业的开放创新作为整体通盘考虑，全面构筑立体化的监管预警体系。

　　以笔者之见，某种程度上不妨说，国内目前的金融政策是在强化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无风险套利机制，使得外资在此机制下相对自由流动，寻求套利空间。而金融调控的空间和手段有限以及央行冲销成本的日益增加、资产价格的膨胀和巨额热钱流入等已显著增加了中短期的金融风险。如果人民币汇率持续大幅度升值，则资本流动的逆转、资产价格大幅波动、汇率和热钱的风险也将大增，倘若没有足够有效的防范措施，后果实难预料。

　　中国金融业的快速发展与相对滞后的金融监管已形成巨大反差：一方面，包括信托、理财、互联网金融在内的新金融的发展需要监管边界的相应延伸，但监管措施显然尚未配套跟进，日渐扩大的监管灰色地带亟需相应的监管政策覆盖；另一方面，作为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的国有大银行，其公司治理改革与市场要求相距甚远，甚至利用其在政府与市场中盘根错节的关系纽带，影响银行业改革的进程与路径，降低政府对银行规制的取向，进而形成阻碍金融改革的强大利益集团。如何强化对其行为监管，也是迫在眉睫的重要课题。

　　为了防范金融危机，我国亟须在构筑金融领域的市场体系和金融市场的内部开放机制这两道金融安全体系防火墙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风险预警与管控能力。尽快改变金融分业监管的局面，强化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之间的协调，建立健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有机结合、协调发展的机制，维护金融运行和金融市场的整体稳定，警惕国际资本制造金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