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处于大规模基建阶段，这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可以提高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于债务的忍耐力。美国现在还在享受三十年代新政时建立的基础设施。未来中国大规模基建阶段会有一个停止的时刻，到时可以将战略重心从基建转移到提高科技水平上。

　　关于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第一，审计署划分的所谓三类债务在本质上是相同的，绝大部分债务都是地方政府的直接负债。看了台账就会有如上的发现。今后在关注这一问题的时候，应该查台账而非只看数据，否则无法看到实际负债。第二，很多地方政府都不知道自己的负债规模，甚至连地方政府性债务、融资平台等概念都不清楚。政府官员大多不了解实际情况，往往被统计数据迷惑，上下级互相敷衍。因此还是应该开展调研来核实数据，而不是简单地看数据、下结论。

　　现在的融资平台只是一个架子。如果哪一天真的实现了市场化，就有可能在债务压力下出售资产。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平台公司认为自己会出售下属资产，而是等待政府出资兜底。如果要用融资平台公司衡量中国的资产债务问题，一定要了解这样的现实情况。

　　中国财政体制能否在未来变为美国的联邦制，使外部约束力转化为内在约束力？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但转变的过程需要不止一百年。比如日本在十九世纪就认为自己是西方国家，但西方学者现在仍视日本为典型的东方专制主义国家一样，内部的转型非常不易。我们应该专注未来十几年内的国情。在承认中国地方政府需要发债、存在道德风险、面临预算软约束，但又没有内在约束力的前提下，考虑我们该怎么办。这才是面向2020年的政策思路。

　　在选择何种改革方向上，中国应该一步步走好自己的地方债阳光化道路。美国式的财政联邦制建立在对政府一系列的限制的基础上，中国直接转向内在化约束这一目标过分理想并且遥不可及。预算约束会慢慢硬起来，但是永远不可能达到我们理想的水平。中国现在的改革模式应该是立足现状的渐进式阳光化，“骑驴看唱本”，且走且办事。

　　如果今后可以把财权和债权都统一在财政部门下透明化管理，会对地方政府随意发债产生很大的约束力。现在地方政府把债务分散到各个部门，利用各种不规范的方法招商引资，很多官员都有债务指标需要完成。不妨借助现代互联网技术，提高内控的科技含量，实现中央管省、省管市和县的一级级突破。承认软约束和无内在约束，设立针对性政策，通过信息化手段进行监控，同时向社会公开并接受监督，如果这几方面都可以做到，地方政府债务的理性化、阳光化程度就会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