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十八大”政治报告中提出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是其中的一项具体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这自然包括财税改革。

　　30余年的经济增长奇迹，仍未改变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也未改变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的状态。未来十年，发展仍然是国家的重要使命。财税改革担负着国家发展的重要历史使命，需要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提供新动力。财税改革不仅仅是财税制度可持续性的要求，同时也是规范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需要。政府如何从市场取得税收收入、非税收入、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本收益如何分配，财政支出如何进行，都会直接影响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规范化。

　　仅从经济视角来看财税改革是不够的。国家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增长，没有形成一个社会共享经济增长红利的合理机制，没有社会发展，经济增长势必难以持续。财税改革应有大视野，跳出财税部门改革的圈圈。所有与政府收支有关的制度，均为财税改革的对象。只要属于国家财富管理范畴，就是财税改革的内容。政府收入的取得要结合国家法治化、民主化进程。宏观税负水平的确定要和非税收入负担、政府性基金负担等统筹兼顾，还可与国有资本收益分配结合起来，让国有资本收益为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居民收入翻番计划需要找到着力点。财税改革当在其中发挥重要支撑作用。现实中，为保障民生，财政资源已大量投向社会发展领域。收入翻番，更有意义的是可支配收入翻番。面对人口深度老龄化和少子化的现实，政府加大养老和医疗投入，必然会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增进国民福利。当然，财税制度的局限性不能忽视。老人多，年轻人少，要靠财税改革来彻底解决社会保障问题，只能不断地提高社会保障税费，显然，这么做的空间有限。也就是说，仅有财税改革是不够的，人口政策也需适时调整。

　　财税改革是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要告别零敲碎打，要注重联动性，实现全方位突破。这将涉及到完善国家财富管理制度，以及政府机构设置和功能配置等内容。随着改革的深入，财政透明度必然会相应提高，财政监督力度也会随之增强。相应地，行政管理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都会水到渠成。财政收支代表政府活动，财政收支行为的规范化，意味着政府行为的规范化。为推动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而进行的财税改革，必然要不断地突破既有制度约束，从而推动政府行为的进一步规范化，推动行政管理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新动力的形成。

　　财税改革，必须摆脱政府部门收入“想要就可以有”的逻辑，必须改变支出“想给就可以给”的逻辑，摆脱改革纯由政府决定的理念。财税改革必须科学设计，稳步推进，按照现代社会运作逻辑行事，避免因改革带来新的不公平，避免改革造成新的效率损失，避免改革对宏观调控的负面冲击。也就是说，财税改革除了需要技术条件支持外，还需从公共政策视角出发，考虑人民群众的接受程度。只有在法治化和民主化进程中，财税改革才具有可持续性，财税改革的目标才有可能得以顺利实现。

　　国家发展需要给社会一个稳定性预期。改革应有时限，不能无休止地进行下去。理想做法是用10年左右的时间，建立起与成熟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财税体制。改革目标实现后，政府与市场关系应真正规范化，政府内部的资源配置应进一步优化，公共财政制度应从此进入稳定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