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不管对于企业还是对于个人，中国的税负还是很重的。”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工商联兼职主席袁志敏在被问及对中国税负有何看法时，直言不讳地说，过重的税负令企业承受巨大的经营压力。

　　虽然支持征收房地产税，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也赞同结构性减税。他认为，目前中国的税负集中在中等收入和中下收入阶层，对富裕阶层征收的税负相对国外来说显得太轻。

　　两会上的税负之争不时可见。前几天，全国政协委员、企业家甘连舫在分组讨论时呼吁提高个税起征点，增加中等收入群体的购买力。同组的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宋兰现场回应：将个税起征点提高到3000元已经让纳税人从9000万人减少到3000万人，继续提高起征点不可能。

　　全国人大代表赵冬苓则提出了议案，建议人大收回税收立法权。这份议案揭示了一个不太为人知的事实现有的18大税种中，只有少数税种由全国人大立法批准，其他都是授权国务院作暂行规定或条例。

　　国家财税的增长显而易见。十几年里，GDP从当初的几万亿，增长至现在50多万亿;税收也从原来的万把亿，增长至现在的十几万亿，税收增速超过了GDP的增速。与此同时，为了调整经济结构和缩小贫富差距，人们还不时听到各种增加新税种的建议，诸如遗产税、房产税、排污税之类，而很少看到减税的举措纳税人的婚姻、家庭、子女负担和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等减税因素，尚未在个税中有所体现。两相对比，不免产生税负重的感觉。

　　税收改革，并不是只征税不减税。客观而言，这些年，也确实减免了一些，而征税容易减税难的错觉，主要是因为许多税收并没有征得纳税人的同意未经人大立法同意的一些税收，实际上绕过了纳税人知情这一关。一些地方这几年试点的房产税等，就大多存在这一缺陷。

　　行政部门有着天然的扩权冲动，税收越多，政府口袋里的钱就越多，花钱就越容易。尽管人大可以授权相关部门立法，但税收立法权的“旁落”，必然产生的一个后果就是，行政机构绕过漫长的立法程序，出台各种有关税收的暂行条例，导致税负只增不减。

　　“无同意，不纳税”的税收原则，早在数百年前的代议制政治中就已确定。不管是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北美殖民地的独立运动，法国的大革命，还是中国历史上反抗皇粮捐税的起义，都与税收不无关系。因而，温家宝总理才会说：“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

　　税收并不是越少越好，也并非多多益善。为什么征税，征收的各种税都用于何处，纳税人要知情。两会上，认真审议、讨论政府预算报告的代表委员越来越多，说明纳税人的权利正在得到尊重。看好了“钱袋子”，让政府不乱花钱，纳税人缴起税来才能心甘情愿。

　　政府需要靠赋税来运转，公民的各种权利和福利，需要公共财政来保障。纳税是义务也是权利，作为代议与立法机构，大人首先就是议税的地方。哪些税该征，哪些不该征;哪些税种可以增加，哪些税收相应减免;都应该拿到两会上来议一议。征税的立法权属于人大，其“下放”的权力是否该收回，也需要好好议一议。让纳税人参与，广泛听取民意，符合立法程序，税收才有合法性;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纳税人才不会觉得税负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