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历经30年，发展奇迹有目共睹。在成绩面前对中国的经济安全问题与继续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关系，讨论正盛。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否可能对国家经济安全造成影响？

　　这样的争论是在对“国家经济安全”的理解呈现多元化甚至混乱的情况下产生的。

　　以影响国家经济安全为理由反思国家的开放战略，可能导致“因噎废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部副部长隆国强就是秉持这种观点的人之一。他认为，以国家经济中的产业安全在开放中所面临的风险为由，拒绝和否认对外开放，是不明智的，中国进一步发展中所面临的最大的安全问题――金融安全和资源安全等无一不要求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

　　2007年9月28日，他走上政治局集体学习讲台，他讲授的题目是“扩大对外开放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在这次政治局集体学习后不久所召开的党的十七大会议中，继续坚持和深化改革开放被中共中央再次明确提出。

　　6月3日，本报记者专访了隆国强，中心议题为“扩大对外开放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为“国家智囊”系列访谈之二。

　　选择开放的必然

　　《21世纪》：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目前国内外的研究者对中国30年快速增长的最主要动力有内力说和外力说，内力说认为是中国基于后发国家所做出的产业政策成就了中国，外力说则认为，中国在过去30年中成为世界财富流转中的最大受益者，以商业和资本大规模的跨境流动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全球化成就了中国，尽管这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恰逢其时有密切关系。您有怎样的观察和判断？

　　隆国强：改革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就是当计划体制走不下去的时候需要做一些改变。

　　回顾历史，早期改革的目标并不明确。一个方面，面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大锅饭所带来的工人、农民积极性不高，改革初期目的是要调动积极性，让个人的切身利益得到满足，让工作的绩效和努力的程度和劳动者得到的回报直接挂钩。

　　另一方面，还有一些体制层面的改革目标，当时大家开始意识到国家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够完善，而上世纪80年代波兰、前南斯拉夫的改革体现出更多市场因素。从此，导入市场因素成为改革的可能选择。

　　我们曾经提过“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说明还在强调“有计划”，实际上是在强化人们的计划观念。到了1990年代初，十四大明确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目标，自此，改革的目标是变得明确了。

　　所以，改革早期是计划和市场两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不断导入市场化的因素，提高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分量，直到最后把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终极目标来提出。

　　《21世纪》：这么说来，你比较倾向于认为中国国内的经济和发展困局迫使中国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选择，并最终成就了中国30年的发展和增长奇迹。

　　隆国强：中国的开放背后是中国发展战略的调整。从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以前这二十几年，国家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化是当时的一个主要目标，而建立工业体系的主要战略就是靠进口替代。

　　在二战以后，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主要来自于两方面的示范：前苏联和拉美地区。前苏联在计划体制下，关起门来搞现代化，变成世界第二大的超级强国；而拉美地区在二战以后实行进口替代战略，进口替代战略在前20年取得了成功，拉美当时的工业化发展很快。

　　建国以后，中国选择了进口替代的战略，这个战略的体制保障就是计划经济，同时配以关起门来保护自己的工业。在这种战略下，我们通过较高的关税水平、非关税壁垒、高估我们的本币、工农业的剪刀差等来推进工业化。如果后来没有发生重大的历史上的、政治上的冲击的话，进口替代战略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可以取得很大成就的。但是，也应该看到，通过进口替代战略推进的工业化，是缺乏国际竞争力的。

　　拉美国家在1970年代开始出现问题。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通过高度保护下形成的没有竞争力的工业体系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经过20年的工业体系建设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后来我们开始意识到，制约我们发展的是两个因素，即“双缺口”――缺资金、缺外汇。

　　那么，怎么解决外汇的问题？一方面当然是扩大出口，可是制造业没有竞争力，那只能去卖资源，包括石油、煤炭等初级产品，包括手工艺品。

　　我们看到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像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等地，走了一条出口导向的路子。我们的战略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我们继续高度保护，而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我们学习了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引进外资来帮我们创汇。于是出现了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还有后来林林总总的经济区，同时我们给外资实行了加工贸易的政策，让它能够超越当时高关税的壁垒，我们还对外资提供了税收减免、机器设备进口的税收减免等优惠，能够把中国作为全球生产链条上的一个环节。

　　但是，要注意一点，早期中国吸收的外资，都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导向，就是出口导向型。

　　《21世纪》：因为当时中国难以支撑产品面向中国市场的企业？

　　隆国强：也不全是。当时，创汇是第一目标，增加就业、增加税收贡献，那是第二位、第三位的。

　　所以这时我们会看到，中国发展战略是从原来纯粹的进口替代战略，逐步演变成为一个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相结合的战略，进口替代还是在资本、技术密集的部门继续推行，劳动密集部门就开始实现出口导向。

　　而这个时期，恰恰是新一轮全球化开始的时候，也就是说，中国采取对外开放的政策，这个时间点踩得很好。应该说，早期直接的受惠人是来源于香港的产业转移。香港由于生产成本上升，它要去寻找一个更低成本的制造基地，珠三角正好临着深圳，最后逐渐的从珠三角向其它地区渗透。

　　直到今天我们的外资结构还是70%的外国投资集中在制造业。这和全球化的投资规律是不完全一样的，全球70%的投资是在服务业，这种差异即是与我们出口导向的战略有直接的关系。

　　《21世纪》：中国改革开放的必然因素是什么？

　　隆国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能够提供外国投资者希望得到的东西，包括丰富、便宜的劳动力和土地，而且在配套设施相对完善，靠近港口条件优越。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断完善自己的基础设施，改进投资环境。

　　《21世纪》：对于加工出口导向的战略，现在我们的战略似乎也面临改变了，毕竟现在不需要那么多外汇了。

　　隆国强：应该说我国前30年出口创汇的目标非常好的实现了，下一步我们需要新的战略来应对现在面临的新挑战，完成新的发展目标。

　　新的战略目标，实际上有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恰当的战略实施，来确保中国的核心发展，这是对外；对内就是要通过发展战略的调整（包括开放战略的调整），来满足国内发展战略的改变，原来国内的发展是通过工业化、城市化，实现了粗放型的增长，而中国提出科学发展观以后，要转变经济发展的模式，实际上是要通过创新、提高效率，进一步推动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中国需要“互利共赢”的开放意识

　　《21世纪》：基于目前中国崛起所面临的内外环境，您觉得现在中国需要怎样的开放意识？

　　隆国强：首先，中国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包括外部的经济环境、外交环境、安全环境。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需要的就是“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只有在这个理念下，才能有条件利用外部的机制，因为中国是一个人口多、缺少资源的国家，如果我们不能依靠国内市场满足我们硬约束的话，那么这些短板就是制约发展的瓶颈。所以，中国要崛起，首先是经济规模要进一步扩大，然后是竞争力需要进一步增强。

　　我们要超越这个瓶颈，就要从国际市场来获取资源，进而获取市场。要获取资源就得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我们既然选择了和平发展，就摒弃了通过非和平的手段来获取。尽管人类历史上的两次世界大战都跟新兴大国的崛起有关系，但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不能去挑战旧有的国际秩序。

　　《21世纪》：一个大国的崛起，对已有的秩序不形成挑战或者不进行重构是现实的吗？

　　隆国强：崛起中的国家可以通过影响力来修订规则的，但是如果从根本上挑战规则则行不通。

　　《21世纪》：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的观点，是否会减弱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和敌视？

　　隆国强：目前，国家之间确实存在进一步合作、共同发展的要求，而非你死我活的敌对状态。从美国角度来说，可能它不希望看到一个新兴的大国，可是当新兴大国出现在它面前的时候，它不去面对是不现实的，现在的选择是与之合作，还是针锋相对；那对新兴大国来说，它的选择是能够跟合作共同发展，还是非要取而代之，大家都有不同的战略去做选择，选择的后果可能就是我们现在提出的，互利共赢是双方最大的公约数，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

　　经济安全需要国家间的合作

　　《21世纪》：您如何描述中国的经济安全的现状？

　　隆国强：在开放的过程中，全球化可能带来很多新的风险因素，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同样面临这些风险，包括金融风险、资源风险等。比如美国，应该说美国经济是最灵活的，抗风险能力也是最强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在30万亿衍生产品市场，十几万亿的套利资金在全球金融市场里面套利，已经超过了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所能控制的。

　　《21世纪》：目前中国的经济安全怎样？

　　隆国强：对中国而言，现在我们面临的最突出的风险是金融安全。主要是三方面的因素，第一，由于全球金融自由化以后，衍生产品极速的发育，全球金融产品本身是不安全的，当中国融入到这个风险越来越大的金融市场时，就难以避免由此带来的金融安全的威胁；第二，中国整个金融业的竞争力是比较弱的，金融市场的发育还不完善，抗风险能力比较差；第三，中国应对金融风险的管理机制是相对滞后的。所以，由于这三个方面的原因，金融风险可能是相当长一个阶段里，中国经济面对的突出风险。

　　第二个风险是资源风险，这与我们的国情有很大关系。中国的经济进一步发展必然对资源有进一步的需求，但全世界初级产品都在涨价的现状，很可能成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而国际资源价格上涨的冲击，我们是付出了代价的，比如因为涨价，初级产品进口每年多花几百亿美元。资源是一个大问题，这对所有资源能源的短缺国家来说是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21世纪》：反对进一步开放的观点，焦点正是经济安全。在您看来，经济安全和开放之间有怎样的逻辑关系？

　　隆国强：我需要来讲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产业安全。控制一些核心部门来保证产业安全几乎是所有主权国家的想法。一些战略产业，比如说港口、电力、高科技、特别是信息安全等，所有国家都不希望由外资来控制。

　　《21世纪》：如何做好经济安全的风险把控？

　　隆国强：金融安全，需要国家之间的合作，需要建立一些防范金融安全的机制，包括国家内部和国际间的防范机制。对风险的监控，需要及时做出反应的能力，很多风险在早期做控制的时候，像火灾一样，刚点上火马上就会灭了，把你的房间都烧了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管用了。所以风险管理必须是从检测到做出反应，从弱到强的反应能力，这是一个非常系统的工程。

　　《21世纪》：开放对经济安全的影响，应该怎样看才是比较客观的，或者说才是有利于各方面风险的化解的？

　　隆国强：无论对哪个国家，最大的风险是不发展，是落后，而不仅仅是金融风险。风险最大的还是那些经济发展最慢，生活水平最低，竞争最弱的国家。所以从本质上来说，要想降低风险，并不是一味地回避，而是提高你的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怎样利用全球化的机遇来加速自己的发展，这是增强一个国家抗风险的根本所在。这个就涉及到是要开放还是要封闭的重大判断。

　　有的人说越开放就会越好，这是片面的。每个国家的开放程度是不一样的，是因为不同国家管理风险能力是不一样的，他们的竞争力也是不一样的。只有当开放程度和经济的竞争力、管理风险的能力相匹配的时候，风险才属于可控的，也就可能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会来加快发展。所以，当你开放的步伐，开放的速度，和你的风险能力相匹配的时候，你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当然随着能力的提高，开放程度应该越来越高，而不是相反。否则与全球化的潮流是相背的，最后结果就是从开放走回到了封闭，丧失很多发展的机遇，那么你的抗风险能力越来越差，最终是不安全的。

　　《21世纪》：现在中国的开放程度和风险管理能力是匹配的吗？

　　隆国强：总的来看，我们现在的管理开放风险机制是滞后的，现在当务之急恐怕是要好好地研究一下怎么能够建设一套比较完善的、能够管理开放经济的风险防范的机制。但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系统性的设计。所以，到底怎么来评估风险，它会怎么演变，在什么情况下可能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我们怎么能够建立一套防范风险的机制，这需要系统考量。

　　全球化开放和地区性开放

　　《21世纪》：现在新一轮资源性产品的价格高涨的情况下，大家也在争论全球化和地区化如何应对的问题。

　　隆国强：二战以后，多边贸易体系、资源贸易就开始了，再往后就是投资自由化，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在全球范围内推进，从而酿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全球化。但是因为全球200多个经济体的差异，全球化本身差异太大。所以要想齐步走的话，你一定要在开放方面最弱的地方起步，或者给他一些机遇来补偿。但是有一些经济体的竞争力更强，他们承受贸易投资自由化带来的高收益，而且他更期盼能够通过推动进一步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来获取更高收益。

　　所谓区域化，在以前是指靠近的国家，比如欧盟、北美、南非、东盟等，而现在越来越变成跨区域的、长距离的或双边的一体化。但这并没有影响背后的东西，即消除阻碍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制度性障碍。所以，不管国家间距离有多远，在信息技术、运输技术、快速进步的条件下，他们完全可以享受到贸易投资自由化带来的好处。

　　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里，曾经有不同的意见。在早期区域一体化刚刚兴起的时候，也就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很多人说这是对多边体制的破坏，因为区域一体化是歧视区外的。对每个国家来说，如果不能参与这些区域一体化，那么就是被该区域歧视的，他们的自由化你不能享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区域一体化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个挑战，所以大家就拼命去搞区域一体化，区域一体化就变成了一股浪潮。

　　但是区域一体化会让每个成员国有一个调整。长远来看，一国的资源会更多地集中在有比较优势的部门。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力和资源可能从原来没有竞争力的调整到新的部门，这个是很大的调整。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承受这个调整的成本，就可能面临一些风险。有的国家就是因为全球化走得太快了，承受不了大面积的失业，可是还没有形成自己真正有竞争力的部门。

　　《21世纪》：这种区域化可能会带来一些地区被边缘化，进而丧失发展的能力或机会。

　　隆国强：区域一体化是一个主动过程，全球化也是一样，全球化搭建的一个大家平等竞争的平台，大家都能够得好处。但是各自得的好处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得的多，有的人得的少。

　　《21世纪》：而且得到好处付出的成本也是不一样的。

　　隆国强：结果就是差距会越来越大。再叠加上一个就是这种区域化，会造成世界上的差距越来越大。我们能做的，就是让中国千万别落下，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尽量分享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带来的好处，回避它的风险。

　　《21世纪》：目前中国在地区一体化和全球化发展的平台上，是否有自己的定位？

　　隆国强：这个应该是很明确的，在全球化里，我们是受益者，在多边合作体制里是受益者，而且，从我个人的观察，中国的产业竞争力，就是在WTO以后这十年有了很大的增强，因为我们有能力承受进一步的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如果说我们能够推动多边在贸易投资自由化走得更快，我们是可以从中得到好处的。所以我们应该尽量去推动全球化的合作机制。比如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尽快地为达成这种协议努力。也就是说我们要做多边体制的建设者，而不是一个搅局者。

　　对于区域一体化来说，中国是从2001年开始高度的重视区域一体化。但是区域一体化，不取决于中国单方面的意志。只能在双向的选择中，去集中考虑谈判的资源、管理的资源，选择谈判的对手。

　　很多情况下，一些国家中很小的利益集团，可以阻挠这个进程。比如韩国、日本的一些群体，人口的比重很小，但是可能会对区域一体化的选择产生关键性的影响。所以在很大的程度上来说，区域一体化不完全是一个经济利益的事情。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21世纪经济报道　　　　　叶一剑　　　 200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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